张兆焕（一九00—一九五一）先生，号蔚文，仙游榜头镇大望村人。父张奕善，中医师。在榜头、城关一带行医，后来应邀到闽南几家药铺坐诊，日有名气。平生正直豪爽，仗义疏财，坚持医德医术。其为人处世之道德风范，给先生一生以直接的影响。先生幼年随父在仙游城内读书，后进入莆田省立第十中学，自幼就酷爱读书，以吟哦自娱，终身不改其乐。由于才思敏捷，挥洒自如，遂有[才子]之称。在那个时代，教师对学生动辄体罚，给他的印象极为深刻。他回到母校，回忆当年学校生活，有诗说道：

林师戒尺蓝师鞭，三十年来犹悸然。

今日课堂无叱咤，庭花庭草自翩翩。

莆田十中毕业后，先生到日本留学。一九二二年回国，任莆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国文教员，教学严谨认真，深受学生欢迎，师生关系融洽。当时，他还担任《新仙游报》的编辑工作。该报早在一年前，由三个中学生创办：主笔陈侃，编辑陈丙中，经理许子烈。陈丙中赴北京燕京大学深造时，其工作由张接替。《新仙游报》受“五四”新思潮的影响，宣传民主、科学，反对封建礼教；抨击官绅劣迹，尤其对依附北洋军阀的旅长吴威每年在仙游勒索大洋三十六万元的“老鼠饷”（烟苗捐）和维持吴府家用的杉木捐，全力反对。该报因而无法在仙游立足，被迫停刊。后来，得到先生的东京同学，四师校长林朝章的支持，该报迁到莆田四师校内，继续揭露地方的阴暗面，并继续出版到一九二三年年底。一九二四年春，先生执教的四师学生林金煦、郑豪抗议官、军、绅的横征暴敛，惨遭北洋军阀崔锦桂团枪杀，渫血榜头街。先生闻之，不胜悲愤，作七律《哭林、郑二生》哀悼之：

早知南八是男儿，血气长存天地悲。

一死真堪惊暴戾，双魂应复哭乱离。

烽烟不靖生何惜，壮志未酬节亦奇。

今日吊君兰水畔，春风桃李惹哀思。

按：唐代张巡部将南霁云行八，人称南八。公元七五七年，安禄山叛军围困睢阳。后以粮断城陷，张、南不屈，同时殉难。

 

一九二六年北伐军何应钦入闽，即嘱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江董琴委先生为仙游县县长（原县长为吴威所委，系吴部团长王剑南的父亲王先声），陈丙中为兴化属政治监察员，并由张驰负责筹备仙游县党部。先生就职伊始，即下令取消烟苗捐、杉木捐等苛杂，布告全县民众停止缴纳，县民为之雀跃欢呼。吴威反复遣人斡旋，愿以十分之几归县府“分配”，利益共沾，各得其所。先生断然拒绝，不与妥协。吴威震怒，亦无可奈何。一九二七年“四、一二”国共分裂，一股逆流迅速在全国蔓延。易帜为“新编军”的师长吴威、团长王剑南认为有机可乘，从福州密电驻仙的营长杨燕秋，借“清党”之名，于四月十四日包围县政府，县党部及其它机构，逮捕二十余人，枪杀兴属政治监察员陈丙中。陈系燕京大学毕业生，遇害前有[辜负胸中万卷书]之句。

先生于“四、一四”事件之前一日赴省，未遭横祸。吴威获讯后，即派人在省垣四出搜捕。正在危急之际，省民政厅厅长陈乃元急以家车护送先生至马尾，转往其友林寿国旅部避难。其后，先生在林部先后任政治部主任，独立营营长、副官长等职。一九二七年八月，吴威霍乱暴死。其部队军纪太差，被中央军第十一军缴械解散。吴威在仙游历时十年之统治，就此结束。

一九三0年冬，林寿国下台。先生离开林部后不久，就寓居莆田，任莆田“东山”职业学校和莆田华星女子中学校董。东山职校是一九二九年由先生与关陈谟、林步堂、许毓汶等共同发起创办，办得颇有声气，为莆仙两县培养不少公路建设所需的中级技术人才。先生一度重作冯妇，以校董身份在此校兼课教书。华星女子中学於一九二七年建校，创办人大都是本校教师，如吴申川、吴琼英、杨子源、黄伯星、林述经、柯青等等，先生则是校董。一九三一年或一九三二年，因经费困难，改为私立华星小学，男女兼收。中学的底子，小学的规模，华星小学各种设备显然比一般小学优越，但教育质量却不尽如意，先生感到痛惜，决心做“孩子王”，一九三四年自任校长，亲撰校歌（调寄《满江红》）。在先生的领导下，学校气象焕然，各项工作大有起色，校风良好，受到社会的赞许。

一九三五年先生到南京，任导淮委员会科员。一年后，改任“专任委员”。这是一项从未学过，从未做过的工作。先生兢兢业业，全力以赴，经年累月与淮河打交道，仆仆於高邮、淮阴等地而一无怨尤。其专心致志，绝不旁鹬的负责精神，极得上司赏识。不久，日寇铁蹄进迫南京，国民党政府正迁都重庆，先生也携眷离南京经汉口奔赴“陪都”重庆，任社会部科长。重庆乃大后方，各方人员像潮水般涌来，一时人口激增，一屋难求，薪桂米珠，生活不易，先生一家分配到一幢小草屋安顿，亦能随遇而安。一九三八年，日寇五三、五四狂轰滥炸，重庆市区一片火海，血肉横飞，惨不忍睹。而草屋与日常用品亦化为灰烬，顿失居处，先生目睹，身受日本强盗之肆虐，深怀家国之痛。乃迁郊区朱家寨，转入教育部，所住仍一草屋。其时待遇微薄，而物价飞涨，先生全家布衣蔬食，安之若素。

一九三九年调往宁夏，任教育厅主任秘书。厅长经常不在，大量工作交由先生代理。当时有许多教师从战区、沦陷区来到宁夏。他们文化素质好，教学有经验，工作热情，对日本人怀有刻骨的仇恨。先生视之为国家宝贵财富，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重视他们，全部给予适当安排。有时则亲自过问其事，务使他们各得其所，各尽其才。这些老师对提高宁夏教育质量，宣传爱国爱乡思想，都发挥了重大作用。即如一年一度的全省性的中小学学科比赛、演说比赛、作文比赛等等，都办得有声有色，成绩可观。先生常在文章中，讲话中表扬他们，鼓励他们与宁夏老师一道，为办好宁夏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，尤值得一提的是，先生亲自组织并主持“教师服务团”，从事抗日救国，服务民众的各种活动，把爱国主义教育扩展到社会上去。服务团下设活剧团。先生把话剧团作为重点工作之一，由教育厅拨给足够的经费，并尽可能提供各种方便。话剧团组织健全，抗敌积极性高，经费又不成问题，因此能够经常到各县巡回演出，广泛宣传抗日救国，深入揭露日、伪罪行，热情歌颂英雄事迹。他们演出田汉、夏衍、宋之的、吴祖光、洪深、于伶等名家的剧作，大受欢迎，卓有成效。凡是有关抗日救亡的事，诸如开展各种方式的宣传活动（特别是下乡宣传活动），支援前线、慰问战士、赈济难民等等，先生总是十分重视，尽力而为，有时还到各地检查，指导工作。先生在宁夏两年多时间，国难当头，物质条件欠佳，但先生却以为生活充实、惬意，就是几年之后，还津津乐道。这不仅因为沿黄河流域的宁夏平原是著名的“塞上江南]”，值得留恋，更重要的是因为先生在这里出过力、流过汗，切切实实做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，获得当地百姓较大的反响。然而万里羁旅，总有莼鲈之思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在调回重庆任教育部蒙藏司第一科长之前夕，先生作《别宁夏》绝句四首，其一云：

项洞惭无尺寸功，七年苦忆荔枝红。

摇鞭明日南归去，又寄葡萄梦想中。

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，确认台湾、澎湖列岛归还中国。教育部为培养台湾光复后所需之人才，决定於福建设立国立海疆专科学校，派先生回闽筹办。关於建校的地点问题，颇有争议，部分官员主张在闽南设校。为了培养更多桑梓青年，提高莆仙文化水准，先生列举种种理由，力争在仙游设校。创办一所大专学校，从无到有，百端待举，在在需款。而教育部财政拮据，没有足够的预算，又因战争关系，汇寄极为不便，事实上须藉先生之个人名望，争取地方上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解囊赞助，以济其事。而最为棘手的校舍问题，更须依靠地方力量来解决。作为筹办人，先生自信仙游可以提供种种方便，功期必成，而且地利极好，日寇侵扰不易。总之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都说明海疆学校宜设仙游。教育部权衡轻重，终於接受先生意见，将校址定在仙游。一九四四年八月，先生还乡，组织筹备委员会，聘请地方上有较大影响的人士参加，促使仙游各方力量群策群力，共同排除建校的困难。校址选定在县城东北隅风景秀丽的金石山上。金石山为读书佳境，历来为书院、学校之所在。但此时以金石书院为主体的建筑群，除仙高校舍外，悉为政府师管区司令部所占用。先生要求司令部全部退出，还原为校舍。几经磋商，“司令部”终于让出金石山。海疆学校校舍虽因陋就简，但基本上得以解决。在地方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，募集了若干经费，购置必要的设备。一些教授学者和知名人士如唐守谦（福建师专校长，后为台湾东海大学校长）、黄寿祺（后为福建师大中文系系主任，副校长）、刘一昆（福建师专教务长）、徐君藩（后为福建师大教授）、李祥麟（后为台湾大学教授）、李可敏（福建医学院教授）、刘正咏（后为福建师大教授）、陈金铭（厦门大学副教授）、南潮和子（日本人、日语教师）及黄玉树、林剑华、宋亨嘉、张捷春……陆续应聘，教师阵容俨然。一九四四年底，筹备就绪，向全国招生，设福建（考场在仙游）、广东、辽宁、上海四个考区，招收新生二百名。一九四五年一月，莆仙近代史上第一所大专学校在仙游金石山上正式开学。先生为首任校长，时年四十五岁。先生追昔抚今，百感交集，曾在一次宴会上口占一绝：

往事匆匆三十年，悲欢离合总凄然。

凭将一掬热情血，种取满园桃李妍。

先生一生与教育事业颇有缘份。二十年代为莆田四师教员；三十年代为莆田东山职业学校，莆田华星女子中学校董和华星小学校长，期间曾一度在东职教书；四十年代为仙游金石中学第二任董事长、国立海疆专科学校第一任校长。此外，还在教育部、宁夏教育厅但任教育行政工作。在宁夏，以及后来在台北负责党务，手中有权，按照当年官场的“惯例”，为妻子安排一份轻松或挂名工作，乃轻而易举之事，但先生坚持让夫人继续担任台北工专教师。先生曾一本正经地对子女说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教书高”。并以无法专心，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为憾。海校初具规模，先生以造就人才、移风易俗为已任，决心认真办学，终老於斯，“种取满园桃李妍”。

一九四五年春，教育部易长，命令先生与设在福建永安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梁龙光对调。先生颇感突然，又事与愿违，终以音乐素非所长，力难胜任为由，坚辞不就。未几，日寇投降，台湾光复。先生奉命束装渡海，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书记长。

台湾初归祖国，不少权势者乘机“劫收”，大饱私囊。先生奉公守法，廉洁自持，不屑与之同流合污。先生所住原为日本某资本家之府第，接收之时，有人告以化公为私之法，先生一笑置之，坚持登记为党部公产。后来先生离台他就，留在台北的儿子竟无一枝之栖。先生在职期间，凭著爱国知识分子良知与正义感，做过许多利国利民的事。其时，以廖文毅为首的台独分子，公然鼓吹“联省自治”，进而叫嚷“台湾独立”，妄图分裂祖国，破坏祖国统一。先生对记者发表谈话，驳斥其谬论，揭穿其阴谋，并激励台湾同胞的爱国热情。先生还在当时台湾第一大报《新生报》上发表评论，引用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严加批判，号召人们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，共同声讨。立论义正辞严，引起许多报刊杂志热烈响应，纷纷对“台独”分子口诛笔伐。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“独立”谬论，一时销声匿迹。廖文毅潜往日本推销其“台独”货色，做其“总统”迷梦，为天下笑。

先生曾介绍家乡不少青年前往台湾，或量才录用，或引荐就业。对学历较低者，则鼓励就学上进，并尽可能给予方便。海疆学校校友赴台者数十人，一部分亦经先生之介绍就业。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斐然有成，有的还登“要路津”，此海疆学校也之光也。先生虽公务繁忙，仍不忘乡情乡谊。他邀同几位同乡倡议组织莆仙同乡会，并指派张承璜、林祥麟、吴文标、郑鸿霖、林福等分头积极联系筹备。一九四六年秋，莆仙同乡假台北长沙街新起町合作社聚会，成立旅台莆仙同乡会，推选蔡挺起、林祥麟、张振汉、郑鸿霖、林福、朱嘉铭、萧成章、王善财等为常务理事，并拟定章程，筹建会址。后经先生与林秀銮磋商，决定推请蔡挺起为理事长，主持会务，开展工作。

同乡张霞因“异党嫌疑”，多次被捕。一九四六年春，福建绥靖公署又要缉办张霞，他不得不从仙游逃往台北先生家。张霞是个出色的中学教师，刚正倔强，多才多艺，工作热情负责。先生爱惜其才华，同情其遭遇，想为他找个安身立命之所，终难如愿。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，由于特务告密，说先生窝藏匪谍，台湾警备司令部密令缉拿张霞“就地处决”。先生获悉大惊，与之谈话，知道张霞欲往南洋投亲靠友，乃给川资，让夫人与之同车，送出台北。其后，张霞经厦门远走南洋，到一九四九年才返回家乡。先生对部属坚持“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”原则，平等待人，从不装腔做势，颐指气使，往往不动声色地为人消忧解难。同乡蔡少伯与先生非亲非故，任省党部科长时，先生见其人精明干练，公而忘私，才相当器重他。或问先生何所取於蔡？答曰：“又能跑又不吃草，谁不爱护？”一九四六年间，先生忽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电报云：据报蔡少伯系地下异党分子，饬严密查办。先生了解蔡之为人，知系不实之辞，乃以书记长身份复电为蔡辩诬，并以身家保证蔡实属无辜。直至先生离台返闽之后，蔡始悉其详情，为之感激不已。蔡一家现居美国，曾偕夫人两度返乡探亲。

鉴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达五十年之久，台湾同胞深受殖民统治与奴化教育之苦，光复之后，对台湾同胞传播各种讯息，介绍祖国文化，宣传爱国思想，实为当务之急。先生组织一批人马，筹办新台湾出版社和《台湾日报》社，以便出版急需的书报。这两个社的成员，可以说是莆仙部分新闻界、出版界和知识界人才的大汇集。出版社的筹办人有张承璜、陈骏驹、王善如、蔡进钦、陈怀东、林加坤、徐惠生等。后来规模扩大，人员增多，蔡进钦为主要投资者，其余成员都是股东，略带[股份合作制]性质。不久，出现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：有人向南京告发，说陈骏驹曾因[异党嫌疑]在福建被捕，现在台湾搞出版社“进行反动宣传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先生不得不出面辩解：出版社正在筹办之中，尚未印行任何书刊，所谓“进行反动宣传”纯属无稽之谈；出版社是“我党”出版机构，说它“进行反动宣传”更是别有用心。於是改组出版社，蔡进钦占股份49%，省党部占51%（空股）。陈骏驹退出出版社，由先生引荐到台湾长官公署“土地专门委员会”但任委员。一九四六年底，《台湾日报》在艰难曲折中创刊。先生为发行人兼社长，编辑与社论委员都是学者专家和有经验的记者。先生亦自己动手，撰写重要的社论。据当时《台湾日报》主笔张元谈回忆说，先生常亲自撰写社论，批评当局，切中时弊。但其言论“偏左”，“似民盟立场”。语云：“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。”张元谈深以为忧，但社长所为，亦无可奈何。事实上，指摘时政的文章，的确引起一些人的不安。国民党台北公路特别党部书记长李果就曾对总编辑蔡少伯说：“蔚文办报，胆敢发表这样攻击党政的文章，对他个人是很不利。”后来，省党部内部有人“炮打”先生，这些社论也成为颇具威力的“炮弹”。不管怎么说，《台湾日报》的报导与立场，都得到社会好评。从台岛发行量来看，《新生报》一万份，《台湾日报》八千份，《中央日报》只有五千份。一份初创的报纸，能有这样的好开头，报社同仁无不欢欣鼓舞。然而《新生报》，《中央日报》均系政府投资，乃天生之“大户”，即使赔大钱，也满不在乎。《台湾日报》则是一份穷报，上面说过，省党部只有挂名的“空股”，亏损十多万元，全靠先生劝募度日。左支右绌，难乎为继，终於只出版到四十三期，就关门大吉了。

其时，内战日紧，风雨飘摇。台湾政治腐败，民生凋敝。一九四七年爆发了震动中外的“二二八”事变。台北市机关瘫痪，人们都闭门不出，先生身在家中，而心在《台湾日报》，对其夭折，耿耿於怀。对於事变，他慨叹祸端来自部分官员之贪赃枉法，巧取豪夺，深信儒家所说的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，为政当爱民以德之至理。不久，开始大逮捕，先生曾保护一些台籍人士和大陆青年。其中有基隆颜世昌者，受到通缉，躲在先生家数月，直到风波过后，才安然还乡，曾被告发“进行反动宣传”的陈骏驹，处境艰危，一度住在友人家中，以避风头。待到事态比较平静，乃照常上班。不料於三月十七日，在上班的路上突然被捕。恰好出版社一个职员目击陈被捕经过，赶忙向先生报告。先生不避艰难，极力营救，陈才得保释出狱，逃回厦门。台湾政局动荡，陈仪走，魏道明来。后来，先生被召回南京“述职”。返台之后，情随事迁，对官场已感厌倦，决心求去。先生平日常忙里偷闲，以读书吟诗自娱，这些日子里，几乎整日埋头阅读。诸如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等巨著，也读得津津有味，几至废寝忘餐。

一九四七年五、六月间，先生奉命往天津主持国民党党营的一项企业。但不到两三个月，又奉命返回福州筹办恒大公司，此亦国民党党营的一个纯属营利的公司。原来天津有几家党营的企业、工厂、生产并积压大量面粉、火柴、豆饼、肥料。北方许多地区，战火纷飞，没有生意可做，筹办恒大公司的目的就是专售这些货物。其时社会动荡，金融混乱。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“币制改革”，但“金圆券”出笼不久，就出现了通货恶性膨胀。恒大公司的货物，好容易从老远的天津运到福州，换回的却是一大堆废纸——金圆券。而且每况愈下，亏损到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，最后是奉命关门。从此，先生完全摆脱公务，与友人筹办交通运输业。一九四九年春，先生邀同蔡友兰向“省建设厅”申请组织“福枫汽车公司”，由公司负责整修福州至仙游公路沿线的桥梁，涵洞。同年五月，福枫汽车公司正式成立，蔡友兰任董事长，先生任总经理，江子豪副之。原定九月行车，八月十七日福州解放，公司遂停止活动。后得军管会公路处允许，始于同年十一月一日通车。直到一九五0年五月，奉命停止营业，公司发给每个职工五十元遣送费，宣告结束。

先生淑配颜奕明，已逝，生男女各一。女名珍珠，已逝。男名寿杰，中学高级教师，已退休；夫人陈如琼亦退休中学教师，生二男一女，各已成家立业。先生之续配吴琼华亦中学退休教师，仍健在。次子以淮，台湾大学毕业，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，被关五年，后任台湾电力公司处长，业余以笔名张时从事翻译写作，译著等身。以淮之夫人萧培珊在台湾银行工作，有子女各一，女与婿旅居美国，子媳在台，各有所成。综观先生毕生，为国尽忠，为民抒困，培育人才，提携后进，坚持节操，一介不取，虽比诸志士仁人豪杰英雄亦不为过，而子嗣克绍门风，先生应可无憾矣！

承璜出生仙游山区农村，家境贫寒。幼年辍学，离家谋生。一九四四年兆焕先生自重庆返乡筹办国立海疆专科学校，时承璜服务闽中日报，对此盛事，振奋不已，愿为前卒。并积极欢迎。先生以承璜诚恳勤劳，委以总务工作，且深寄信赖视若子弟。建校时间，命承璜负责收领各界捐款。一九四五年先生出任台湾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，又携承璜同行。其后筹备莆仙同乡会及创办台湾日报，承璜均奉命参与其事。计自承璜效力先生左右，先生对承璜均信任有加，且殷殷教诲，鼓励于公余努力自修向学。承璜今日在台湾能立足社会，小有所成，一皆拜先生之赐。

为先生立传乃承璜多年之意愿，非仅欲报知遇之恩於万一，而实有感先生之高风亮节与忠诚任事之志业，足为后生典范。承璜追随先生多年，于先生行事为人，知之甚详记忆犹新。至于先生早岁行止经历，数年来屡访大陆，多方搜集莆仙两县有关资料，且访问先生海内外亲属友好，力求翔实，遂具规模。虽非完备，已足见先生行事大要，因先付梓，以逞私衷。其有阙如者，俟诸他日。今兹刊行，爰缀数语，以申其纪念之忱。

张承璜  谨记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日

　　说明：张兆焕，我的祖父，一九五一年“镇反运动”中被错杀。从此使父亲的一辈子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。也影响了我的一生——我当年以全市理科状元的成绩因“政审”而“不予录取”也是因为祖父。今看到祖父旧部属张承璜先生所撰写的《张兆焕先生事略》，还原了祖父被妖魔化的真实形象，特录于此，以兹纪念。